如此偏执，也昭昭。联系鲁迅与很多人的龃龉，并不奇怪。

鲁迅在这封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到北京去买书，也凭空非议：

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为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的这办法，是我即不辞职，而略有微词，便可以提出的。

鲁迅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去买书，认为是早就预谋的“豫定计划”，而且“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事实是，傅托购书很有经验的顾代中山大学买书，是为充实学校图书馆之举，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傅、顾在此谋取私利，贪赃枉法。写信臆断人家谋私，遭到诟病的却是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鲁迅。

后来，傅斯年与顾颉刚也反目，那是因为顾喜独立研究，不愿在中山大学担任行政职务，未经与傅斯年沟通即离开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傅对此忘恩负义之举，大为火光，二人大吵一场。

文人间常闹矛盾，除了“文人相轻”以外，大都是脾气秉性之别引起，门户之见过重反目的亦有，但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分道扬镳，不太多。中国受儒文化熏陶，文人大多爱惜自己的羽毛和操守。

“谬承遗命倍伤神”——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世人多把陈寅恪之“恪”字，读作“è”，说是因陈氏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人，当地读“恪”作“è”。据《守护语林》考证，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无“”这个声母，“è”应为粤语的“恪”的发音。陈寅恪本人在成都燕大授课时，曾亲口对人说：“我的名字念‘客’。”有人曾问陈寅恪，既然你自己将“恪”读成“è”，而世人却读成“è”，你为何不予以纠正呢？陈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于是，世人误读至今。其实，陈寅恪不改“恪”之读音，乃有出处，《辞海》载：

恪（è课，旧读è却），谨慎，恭敬。《诗·商颂·那》：“执事有恪。”《新唐书·崔元综传》：“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带，终日不休偃。”其言“旧读è却”，可能另有原因。故读恪为“è”与“è”无对错。

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周一良，听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魏晋南北朝史课，便慕名去清华偷听。当时，陈寅恪已在北平各大院校声名远播，其博学和人品深受推崇。人们都知道，1932年夏，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中文系代主任刘文典找到陈寅恪，请他出国文考试题。

陈寅恪很快将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拟出，外加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还”等；二三年级转校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研究生试题中的对对子，是“墨西哥”。

考生学养和临场状态不同，作文有好差之分，但对对子则五花八门，让评卷者大出意外。对“孙行者”者，有以“猪八戒”“唐三藏”“牛魔王”对之。更有不满者，怒对“王八蛋”。当然也有以“祖冲之”对“孙行者”，以“人比黄花瘦”对“情如碧海深”者。陈寅恪见之，不禁击掌赞叹。原本，“孙行者”的答案是“胡适之”，“盖猢（胡）狲（孙）及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考生中，周祖谟、张政琅等正是以“胡适之”相对。此次考试，在教育界成一时佳话。

但是，也有人大不以为然，刘叔雅等群起攻之，认为此等考试是开历史倒车。陈寅恪不得不在《学衡》杂志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指出这么考，乃考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知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知思想条理如何。这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言之有理，质疑之声渐息。

正因如此，慕其大名，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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