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隙，曾给傅斯年画两幅漫画。一幅画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一幅画傅斯年捧着一个上书易卜生的牌位走进屋里。此两幅漫画刊于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针对新文化运动，可谓极具讽刺意味。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

傅斯年与鲁迅的淡然之交，维持到傅斯年1926年留学归国。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国文和历史两系的系主任，后鲁迅也到中山大学任教。两人曾有一段交往亲密的友谊。当时二人忙于教学，得其所哉。据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学生钟功勋回忆：

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地讲，讲得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另一位学生温梓川回忆：

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b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学究式的傅斯年刚到中山大学时，是勤奋、敬业而快乐的，从学生的回忆看，学生对他的学问根基的扎实、教学的认真、品行的端厚是很敬佩的。但傅斯年拟请同窗顾颉刚来中山大学执教，他与鲁迅的关系突然改变了，他的忙碌而惬意的生活也改变了。

先是鲁迅闻之，发雷霆之怒：“鼻（顾颉刚）来，我就走！”傅仍坚持请顾到中山大学。为不致刺激鲁迅，傅先让顾到外地购书，暂缓到校。鲁迅闻之，即提出辞呈。傅斯年为鲁迅大闹而感委屈，到教务长朱家骅那里痛哭失声，然后和顾颉刚一起提出辞呈。校方深感为难之际，学生表态三位学者都要留下。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在三人间斡旋。鲁迅毫不退让。

从1927年5月30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我们才知道，鲁迅之绝不与“红鼻”（顾颉刚）为伍，系鲁迅视顾为政治仇敌，不共戴天。信中说：

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前天听说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了，似是邹（鲁）派和朱派之争，也即顾傅辈和别人之争，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争，学生正在大帖（贴——引者）标语，拥朱驱邹……

本书不愿置评鲁迅所谓“因‘亲共’而逃避”之论，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鲁迅在1927年有“亲共”的经历。但他对傅斯年和顾颉刚之怨怼，多是猜忌所致。鲁迅眼中的顾颉刚，不仅是“梅毒菌”，还是要迫害他的“清党”人物。而事实是顾颉刚乃一正直博学的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两届政协委员、两届人大代表。

至于傅斯年，鲁迅也冤枉了人家。连他自己也在1937年5月15日另一封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傅斯年“大写其信”，想“补救法”挽留鲁迅，何错之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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