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老师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这对老师是清醒的警告。直到1926年，傅斯年再次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依然认为“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的小说评论居先”。此论自然失当，但对老师直言评价，不一味虚美的态度，是科学的，也是真实的。

正是傅斯年这种精神，让胡适更加器重自己的这位“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坚持己见的高徒。

胡适的另一弟子罗尔纲曾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适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确切地回答……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适最看重的学生是谁？’我立刻回答说：‘傅斯年。’”

1934年，胡适在撰写《说儒》，据罗尔纲说，傅斯年常到胡适家与他探讨。每次见他们师生交谈时，总听傅左一声先生，右一声先生，态度极为恭顺。所以罗尔纲说，对胡适恭敬顺从，“没有一个同傅斯年这样的”。

这年7月，刘半农去世。北大中文系急需找人接替刘半农之缺。文学院院长胡适找到已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借罗常培救急。傅除了同意罗到北大，还特为他配备三位助理。胡适借去罗常培及其助手三年之久，不再提归还之事。傅斯年写信向老师讨要：“莘田兄（罗常培）‘借出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出’之理也。”胡适用得顺手，最终还是“久借不归”。

傅斯年与鲁迅的关系，似较为繁杂。

傅斯年不是鲁迅的学生，但在他们创办《新潮》时，得到过周氏兄弟的支持。那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合办《新青年》，在教育部当佥事的周树人也与《新青年》关系密切。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新潮》时说：

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

由此信可见，鲁迅还是肯定《新潮》，对傅斯年和罗家伦的文章也有好评。但有的书上说鲁迅“对傅的文章赞许连连”并无出处，是臆造之语。的确，鲁迅在1919年4月16日曾致信傅斯年，此信以“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为题，发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信中说：“现在对于《新潮》没有别的意见”，“《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此外，还提出，“《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信中还自谦：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鲁迅这段文字很清醒，也很深刻。可惜一些史家却视而不见。比如，鲁迅对《狂人日记》艺术上不足的清醒认识，比如将自己比作蝙蝠的自谦，比如要破中国寂寞的战斗精神，比如对“新的作家”的呼唤和期待……这篇文章，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个早年真实的鲁迅。

此外，鲁迅在信中对叶绍钧等人小说的评价，也极具眼力。

我们也可从这封信中，揣摩出傅斯年对《狂人日记》的推崇。联系到《狂人日记》发表后，张东荪撰文攻击鲁迅时，傅斯年奋而著文反击，证明傅斯年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鲁迅除了支持过傅斯年等人办《新潮》，还维护过傅斯年的尊严和声誉。沈泊尘与傅斯年因对新文学的立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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