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蒋梦麟在1922年就与傅斯年有过关于办教育的深谈。那是蒋梦麟以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到欧洲考察时，与在英国留学的傅斯年的一次谈话。蒋梦麟到德国后，对那次长谈意犹未尽的傅，给蒋梦麟写了一封信，劝他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是比较欧洲各大学行政制度，二是各大学学术重心和学生的训练。傅的视事与处事的能力，让蒋梦麟刮目相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蒋梦麟当了北大校长，自然会倚重胡、傅二人。

傅斯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1917年，胡适初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初入北京大学的傅斯年，正追随国学大家黄侃，人称“黄门侍郎”。他转投胡适门下，纯属偶然。一次，同宿舍的顾颉刚，很犹豫地对他说，自己所修的“中国哲学史”出了问题。胡适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之前，是由陈汉章执教。陈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却将哲学史拦腰斩断，一上来就从周宣王讲起。这让听课的学生甚为吃惊。顾颉刚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不少学生认为胡适真的如一些老派教授所云，是在“胡说”，此等教授岂能登堂传道授业。于是，打算将胡适逐出讲台。顾颉刚拿不定主意，就请已在北大校园里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听听，然后再做决断。傅斯年果真就去听胡适的课。听罢，他对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这才脱离被驱的险境。也正是听了胡适这堂课，傅斯年始投胡适门下，参加新文化运动大潮。

陈独秀见傅斯年改换门庭，心存疑虑，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吗？我们不能接纳他！”

胡适不赞同陈独秀的意见，说：“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傅斯年被胡适的博学、治学方法和文化人格折服，于是与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毛子水等，一起投入胡适门下。虽然胡适大不了他们几岁，这位高才生却一生奉胡适为师，结下终生不渝的情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天，已和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的傅斯年，成了那天学生游行大军的总指挥，并在游行队伍之前，高擎大旗，站在新时代的潮头。

五四运动之后，北大乃至社会突有“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之传闻。起因是否与5月5日，傅斯年和胡霹雳发生争执乃至大打出手有关，不得而知。即日，傅主张北大学生应集中力量营救被捕同学，而胡则坚持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二人都坚持己见，以致动手互殴，傅的眼镜被胡打坏。盛怒之下的傅斯年退出运动。所谓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系别有用心者造谣。最有说服力的是，傅斯年在当年10月，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发在《新潮》）一文中，反思了五四运动，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

但谣言杀人，傅斯年与罗家伦颇为沮丧。胡适站出来，发表《他也配》一文，为自己的学生辟谣：“‘安福部’是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谣言止于智者，仗义执言的胡适，为弟子洗冤之举，令傅、罗感动。

也是这年，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学界，洛阳纸贵，再版八次，发行计两万多册。这在当时，已是天文数字的畅销书了。周氏兄弟之《域外小说集》，发行不过几十本。但傅斯年写信告诫老师：“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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