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是中国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

陈寅恪为我们的文化留下了多少财富？无法估计。

仅粗略地统计，陈寅恪在20世纪的中国学界，给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极具开拓性意义。

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对他留下的文化财富，做了这样客观与公允的概括：

中国封建的历史学，大都是大人物纪传的总集和一些“断烂朝报”的汇编。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水平，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纵览他的一生时说，他那并不平坦的一生，“泛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它不仅使陈寅恪的生命过程从始到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这还因为陈寅恪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而令经受了20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在以历史的理性回首这一段文化的历史进程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学人之‘根’所原有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因了陈寅恪的存在，增添了一段十分感人的传奇”。

传统的中国文人，特别是民国初期的大师们，大凡有才学者，或狂傲，或峻急，或狂戾，或伐异，或恶札，或癖怪，或疯癫。而陈寅恪虽博学，却虚怀、诤友、清洁。

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也在那里求学的鲁迅是同学。

查1915年4月6日鲁迅日记，记曰：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又一明信片，并二日发。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

陈寅恪与鲁迅即为同学，当有交往。但鲁迅除在这篇日记中，提到陈寅恪外，似再无涉笔。而陈寅恪的文字中，干脆不提鲁迅。

陈寅恪晚年这样解释他不与鲁迅交往的缘由：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的表白没有涉及自1915年相识至鲁迅晚年二十年间的交往经历，而只谈鲁迅晚年以及过世后，这背后藏有深意，其间的不屑和嘲讽，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愿谈鲁迅的，还有一位大师，便是如同陈寅恪一样灵魂高洁的钱锺书先生。

陈寅恪与王国维是好朋友。王国维沉湖之前的最后一夜，是先到老友陈寅恪家小坐，翌日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晚上，清华同人及学生手执素灯，移王国维灵柩到清华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设祭。陈寅恪身着长袍，行旧式跪拜大礼，在洋化了的清华大学，殊为奇观，吴宓及研究院学生，也仿效陈寅恪，以旧式祭奠之礼，长跪王国维灵前。

陈寅恪挽王国维曰：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山残水，留于累臣共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在鲁迅发表《谈所谓“大内档案”》，称王国维是“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时，陈寅恪在《挽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认为王国维自沉是“殉清”，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出王国维“殉文化”说。他再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重申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之旨。他认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是：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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