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大学生不分文史科，都愿意去听胡、钱二位的课，连北大教授夫人们都是听罢胡适听钱穆，然后成为时髦话题。

在史学研究问题上，胡适与钱穆有些观点不甚相同，这很正常。史学家面对的是客观世界，历史的陈迹是客观的东西，如何再现历史事实的真相，在历史陈迹中发现历史精神，是胡适、钱穆的共同追求。二人又都是浩博宽豁的通儒，可以有些个人的毛病，但以他们的人格，还不会建立门户的壁垒，彼此为敌或钩心斗角。

一些资料说，钱穆去找胡适借《求仁录》一书，胡适虽有，却怕失而不借，结果钱穆在书摊上“仅数毛钱购得”，有什么意思呢？

又有人说，1933年暑假，胡适拜访钱穆，与他商量不再聘蒙文通事，理由是蒙的方言太重，学生听不懂。钱穆据理反驳，胡适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于是，钱穆对胡适不满，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务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有研究者认为，此乃暗示钱穆对陈寅恪的研究并不认同。因当时研究晋到唐史的人中，文史界公认陈寅恪最权威。

胡适并不介意钱穆对他有微词，一直友善相待。一次，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立刻想到曾在中学教书多年的钱穆，便请钱合编。钱拒绝合编。他认为二人的中国文学史观根本不同，最好各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

钱穆初到北平，其治史重考据，视胡适的门生傅斯年为同道中人。二人惺惺相惜，交往颇多。傅斯年经常邀请钱穆到史语所做客，史语所宴请宾客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时，傅斯年也多请钱穆作陪。还常常让钱穆坐在客人身旁，特向贵客介绍钱穆的学术成就，待之不谓不尊。但仅因学术观点有分歧，钱穆便渐疏远傅斯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张其昀问傅斯年对此书的评价，傅斯年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道：“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微微一笑，避而不答。被钱穆伤透心的傅斯年，用同样的方法回敬曾经的同道中人。

钱穆治学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但作为一个从乡间走到文化中心北平的中学毕业生，其胸襟尚不阔大，与人交往也欠大气。

钱穆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和游走于讲台的教授。其弟子余英时在他仙逝时，所作挽联中的“一生为故国招魂”句，极为恰切，最为允当。而他的爱国情更令人肃然起敬。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人抗日激情高涨，积极投身救国御侮大潮之中。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将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原本就是拉开新文化运动、开启新时代的精神高地，现在正处抗日救国的关头，北大教授纷纷要求肩负编讲“中国通史”重任，以唤醒学生和国人的民族意识。十五位教授愿意按历史时段，分头编讲。钱穆提出，通史量大面广，各人对其研究成果并不一致，中间难以贯通，也难免产生矛盾，不如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众教授觉得有理，便推举陈寅恪和钱穆二人合编讲，可减轻负担。钱穆自告奋勇，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就不必有劳陈寅恪了。陈寅恪并不与之相争，拱手致谢。最后，钱穆一人在北大主讲自己编的“中国通史”。钱穆早年就立志研究中国文化，为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走上了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之路。多年苦读精研“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他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就谈过治学目的，即“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现在正是自己施展所学的关键时刻，他满怀爱国之志，慷慨而谈。结果好评如潮，听者甚众。

“中国通史”自1933年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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