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钱穆能到北京大学任副教授，与顾颉刚和胡适的鼎力相助有关。胡适邀请顾颉刚到北大任教，钱穆正向燕京大学提出辞呈。顾颉刚写信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老师胡适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胡适同意弟子的建议，遂有钱穆到北大任教。顾颉刚则到燕京大学当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自古文人相轻，但胡适、顾颉刚却极赏识重用钱穆，表现了真正清流的阔大胸襟。

胡适十分欣赏钱穆的才学。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问题，胡适就让他们去找钱穆，曰：“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钱穆对胡适的知遇之恩，也心存感激。但他却与胡适一直保持君子之交。一次，胡适生病，很多同人都去拜望，钱穆无动于衷。友人对他大加责备，谓之薄情寡义，辜负了胡适对他的栽培、提携。钱穆淡然笑说，这是两回事，我只为感恩去看他，今后叫我如何做人？感情与学问，钱穆分得清楚，他也从未因感情而在学术上苟同胡适。

胡适和钱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大相径庭。一学生问钱穆：“旧同学告诉我，应当用心听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课，可是二人讲的观点正好相反，不知两位先生可曾当面讨论统一观点？”

钱穆沉思片刻说：“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

胡适认为老子早于孔子，钱穆则说老子晚于孔子，为此二人打了很长时间的笔墨官司。钱穆常在课堂上批评胡适之老子早于孔子论，说：“关于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错在什么地方。

钱穆敢于与当时声誉日隆的胡适发生争论，可见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术勇气。

胡适一次上课，谈起他与钱穆的论争，风趣地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钱穆与胡适因都做学问，而相互看重，但因对新文化运动有分歧，而彼此有芥蒂。

钱穆一向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自然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多有批评。

钱穆曾激烈地批评胡适等，“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

钱穆甚至为自己未随新文化运动之大浪而动感到骄傲自豪：

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但钱穆曾对胡适大加赞誉，则与此论相悖。他说，胡适“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他将梁启超和胡适做了比较，他说梁氏著作是“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但笔锋一转，又指出胡适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存在不足，“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胡适做学问一直严谨，求证甚严，论其治学功力，也远在钱穆之上，而钱之“其功力亦非细矣”一句，无非在抬高自己。他自己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此乃偏见，平心而论，北京大学多研究学问，少社会上的名利是非。若说北大是个学术上讲是非的地方，是不错的。连钱穆自己都说：“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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