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里，如同剃头匠不能不为日本人剃头，引车卖浆者也不能不卖给日本人，老师不能不领日伪发的薪水，与日本人有一两次礼节性的接触，岂能与周作人接受日本人的授命，主管其机构中的一部分的汉奸勾当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在钱玄同生命最后的1939年，1月1日，他得知周作人被刺，先派儿子秉雄去三道湾慰问，4日，他自己也曾去周府见老朋友一面。周作人记录了这次拜访，二人谈话时，“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这证明钱玄同极重感情和私谊。在周作人尚未完全落水的情况下，探望被刺的老朋友，完全可以理解。

1939年1月17日，下午6时，距最后一次见周作人的第十三天，在严冬寒风肆虐的北平城，钱玄同因高血压致脑溢血亡故。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祭悼活动，送走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和国学大师。消息不胫而走，远在陕西的北师大旧同事们，以西北联大的名义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老朋友许寿裳为他送的挽联是：

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

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

短短几年，章太炎、黄侃、钱玄同先后辞世，不啻国学的重大损失。好在，作为文化大师，他们的灵魂已铸刻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人们不会遗忘他们。

“一条清溪，澄澈到底”——由叛徒到隐士的刘半农

鲁迅先生不胜感慨地说过：“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岁月淘人，尤其未曾叱咤亦未曾煊赫的人，于世间，如同匆匆过客。好比刘半农，连各种文学史都轻描淡写，更何况当下追逐滚滚红尘的年轻人，即便文学系的大学生，或只知他曾与钱玄同客串，演过一出《复王敬轩书》双簧，痛驳国粹派的那段佳话而已。或顶多看过胡风写的《五四时代的一面镜子》，说刘半农是“平凡的战斗主义”者，有一种不妥协的硬汉精神，“始终没有离开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

其实，身处破旧立新时代的刘半农，是个富有理性的战士和个性鲜明的学者。

回头看看“五四”以来的文化骁将及革命文艺战士们，从文学到文化，求激进巨变，都有急躁极端的心理倾向，常常导致急功近利或简单片面化的倾向，尤其更易导致以政治标准取代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衡量。举凡创造社、太阳社诸公，包括在共产国际指挥和“左倾”路线影响下的左联，他们提倡并实践的所谓“革命文学”，恰恰与文学、文化的健全发展相悖。

鲁迅的悲剧，也正在于他对一切都批判，都否定。比如对国学、文学传统、汉字，对国粹京剧、中医，无不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说到京剧，不妨听听刘半农的意见。他在《梅兰芳歌曲谱·序》中对京剧反思道：

十年前，我是个在《新青年》上做文章反对旧剧的人。那时之所以反对，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揽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到现在，新派的白话剧已经渐渐的成为一种气候……所以对于旧剧，已不必再取攻击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把以往的优点保存着，把以往的缺陷弥补起来……必须按着步骤，渐渐的改去。若要把它一脚踢翻了搬进西洋货来，恐怕还不是根本的办法。

刘半农是位自由主义诗人，但他对待文化及文化遗产的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新文化运动培植了知识分子磅礴的个性精神，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时代同时高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动荡，有人继续高歌猛进，有的渐失去“战士”的锋芒。刘半农后来下苦功夫研究语言学，“战斗”变成“青灯古卷”。在研究语言学时，砥砺精神并没有消遁，于寂寞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这由“叛徒到隐士”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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