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侵之后，所表现的民族气节，成就了钱玄同作为士的名节。他躲进书斋，闭门谢客，寄语外地学人：“钱玄同绝不污伪名！”是自勉，又是号召。其爱国精神、干净灵魂，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褒奖，曰“永保清操”。

日本入侵之后，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曾经的老战友、同门，已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之偏重享受、无耻事敌有私议；有对离北平的北师大秘书长汪如川表示自己决不当汉奸的铮铮之誓言；有对日本人的文化拉拢的坚拒；国难间，有多次婉拒友人邀宴吃饭的记录。钱玄同的日记，对质疑者做出了清白的回答。

1933年春，钱玄同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有辞谢符定一邀请吃饭的表述：

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如此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钱玄同日记》）

言之铿锵，铁骨铮铮。士者，不仅是民族专司思考的理想的智者，还是不惜性命、一身热血的爱国者。

是年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生们，为答谢师长的谆谆教导，特宴请众教授。钱玄同照例谢绝，为顾念师生情谊，他参加了饭后的师生合影。

6月6日，胡适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前，钱玄同写信给胡适，破例为他设宴践行：

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挡）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

钱玄同念及国难与苍生的苦难而不饮宴，又以“民众及前线士兵”“少惨死”，“不遭惨死”为由，“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于情于理，皆不相悖。钱玄同“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我们当也不该以其“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为怪，乃至责其自食其言。

但1938年3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之际，钱玄同却接受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人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

《周作人年谱》（张菊香著）记载了这次宴会：“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钱玄同、沈兼士。”

何其巩为招宴者。何其巩即何克之，原冯玉祥的智囊。1928年任北平特别市市长，1936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校长。沦陷后，何氏所主政的中国大学从不挂日伪旗帜，不接受日伪一分钱的资助，校内无一日伪官吏。作为一个多年在旧军政界任职的有复杂社会背景的官员，他与日寇不即不离，在灰色地带做了不少的事。他参加过不少日伪的活动，但不助纣为虐，特别是受日本宪兵队怀疑拘传，以沉默绝食自保。何克之不是爱国志士，却也不是汉奸，怕连“亲日分子”也不是。

可惜钱玄同的日记对此次宴请没有记录。但在其3月23日的日记中，有一与之相关的信息，钱玄同当日电话约周作人，“同访何其巩，为孔德事也，在何家见”。孔德学校是早年蔡元培借中法庚款而建的学校，钱玄同不仅在该校兼课，有自己的办公室并数年在此居住，与该校渊源颇深，是多年为孔德学校尽心尽力的“五四”学人。

钱玄同出席何克之的玉华台之宴，应视为与“孔德事”有关。况沦陷下的北京，社会名流与普通市民，不可能生活在没有日本人影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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