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坛掀起一波狂澜，要趁着人生暮年，为帝国、为君王、为黎庶，再尽一次忠，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事实上，早在正统四年的时候，范仲淹便以治定西陲之功，受召还朝，离开他奋斗了七年的陇右道，留下了一个军政稳定、诸夷咸服的大好局面。

那一次，范仲淹同样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进京也是意欲成就一番大事业。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眼里，大汉帝国虽然光辉而伟大，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矛盾，是需要有为者去担当解决的，而到了范仲淹这种地位与声望，自然也有股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魄。

那次，也是范仲淹生平第一次拜相，回朝之后，即任尚书仆射、兼财政使。对于帝国内的财政系统，范仲淹并不陌生，早在世宗身边担任内阁学士时，就接触过，后来更官至盐铁使。

曾经主持过淮东盐堤工程，以及对全国盐务大改革的范仲淹，再回财政司，是不可能沉寂的，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整顿，尤其在人才提拔、上计、款项调拨审核事宜上，做了相当力度的整饬与纠正，盐务上复发之贪、盗、贿、私等现象，也再度遭遇重大打击。

在得罪了一大波既得利益群体的同时，帝国在财政系统的糜乱，也得到很大的改变，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只可惜，范仲淹财政使只当了半年，他的整顿改革则只持续了四个月，便被罢相。

当然，扳倒范仲淹的，可不只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官僚及地主官商，根本原因在于，这牵扯到新一轮的贵庶之争。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正统初年的帝国政治格局，整体上虽然保持着理性与平稳，但由于皇帝刘维箴的德浅才弱、威望不足，上层的斗争，实则是比较激烈了，尤其在世宗压制十多年后的勋贵阶层，迎来反攻之后。

首先，世宗晚年的尚书令杜衍，在正统二年的时候罢相，出京前往西南担任巡抚使，继任的，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这可是李继隆长子、世祖皇帝外孙）。

而当时的政事堂，除李昭贤这个尚书令之外，另有枢密使折惟昌、兵部尚书向元锴（向德明之孙）、礼部尚书冯端（冯道曾孙），另辅以石元孙（石守信之孙）、李光辅（李筠重孙）等掌握实权的军政大臣。

这些都是功臣元勋之后，除冯端、李光辅弱了些之外，其他人都是帝国的顶级勋贵，如李昭贤、折惟昌，还有一层皇亲国戚的光环。

当这些人在帝国朝堂占据大量话语权的时候，也是意味着勋贵势力的大反攻，也必然迎来早已壮大并且根深蒂固的庶族集团的对抗。

范仲淹回京，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头扎进政斗的漩涡，虽然，他一心一意只想着为朝廷、为百姓做些实事，但有些争斗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作为尚书令下属最重要的两个宰臣，吏部尚书与财政使，一个吕夷简，一个范仲淹，都是庶族出身，一左一右，对李昭贤形成了相当强力的钳制作用。

于是，为了打破这种限制，李昭贤从幕后策动一场政治攻讦，他选择的目标，正是范仲淹。吕夷简这个人，老谋深算，且权术高超，否则也难在新皇继位之后，就迅速运作回京为相，并更进一步，担任吏部尚书。

相比之下，范仲淹就好操作多了，他虽然私德无亏，但做事方面，在有心人眼里，全是漏洞，也易于打击。

而这样的政治活动，并不在于范仲淹真的有什么过错，只是当权者需要，便有的是人，提供足够多的短处与把柄，等形成风潮之后，弱势的皇帝刘维箴，即便心有不舍，也不得不将范仲淹外放，他实在顶不住来自李昭贤等勋贵的压力，或者说不愿意正面对抗。

于是，范仲淹以「殿下之失」（官方的解读中，大抵是在面君进谏的过程中，言辞过于激烈，有辱圣人威仪），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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