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清华等进步作家作品。鲁迅的《儒术》于1934年6月，以唐俟的署名，发在第一卷第二期的《文史》月刊上。那是鲁迅听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据《大美晚报》）”后，所引发的一段关于“儒术”的议论，并弦外有音地议论道：“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钱玄同认定，“《文史》是一赤色刊物”，或因《文史》所刊进步作品较多之故。但也证实吴承仕的政治态度。因此，《文史》仅出了四期，便被“查封”，合乎逻辑。

1935年10月，吴承仕再办《盍旦》期刊，盍旦者，渴望光明之意，具有挑战性。坚持革命方向，又出了五期，也遭查禁。吴承仕坚持屡禁屡办的韧性精神，于1936年8月，又与一些同道创办了《时代文化》杂志。前面讲的《国歌改造运动》一文，就发表在《时代文化》上。

1936年，吴承仕在《时代文化》发表《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翌年又在该刊发表《新学生团体的出现》，都是总结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发展，同时揭露国民党分裂学运的种种阴谋。就是在这一年深秋，经**地下党的考验，吴承仕被接纳为**党员，与齐燕铭等编在同一特别小组。

1937年春，张友渔、吴承仕、张申府等进步教授，经研究决定，组织新启蒙学会。吴承仕被推举起草《新启蒙学会宣言》。不久，吴承仕拟就了宣言，提出新启蒙学会旨在“唤醒比较多的知识分子，成为时代改新的中心力量……争取当前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很显然，吴承仕受到左翼作家运动的影响，在党的指示下，力求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争取更多知识分子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故有此举。

《新启蒙学会宣言》一出，社会反响并不大。一是因为当时大敌当前，国人更多考虑国家民族的命运；二是新启蒙宗旨不清。但即便是这样，反动派还是嗅出赤色味道，就有杨立奎再次出面，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一文，攻击新启蒙运动。杨立奎者，乃吴承仕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一二·九运动之后，吴承仕与杨立奎多有斗争。杨立奎与“新学联”“师大抗敌**救国会”一起反对学生爱国运动。吴承仕曾撰文《新学生团体的出现》，揭露其****的丑行。同时向社会揭露“新学联”捏造有三百四十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新学联”的欺世勾当。如今杨立奎又跳出来，撰文谩骂：“启蒙学会的人拿忠孝节义五伦八德当作毒素，要把他一点一滴地洗净……这些禽兽，居然在大学里做教师，将来岂不是要教出一大群猛兽来吗？”并通电全国，诬蔑诽谤新启蒙学会及吴承仕。

吴承仕凛然反击，他在《与某人书》（《吴承仕文录》）一文中写道：

承仕幼承庭诰，长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之门，服官法界二十年，讲学于北京、师范、东北、中国、民国各大学，亦逾一纪。退食之暇，唯以研精小学，探究三礼为事，积久有深，撰述日多。或刻本行世，以就教于通人，或积稿盈尺，以待后来之删定，此皆经生素业，诚未足多。至于立身行道，表里如一，一事不妄为，一语不妄发，一介不妄取，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则诚足以质天地而告鬼神者也……彼辈自有系统，如复兴社、团、弘毅社、黄埔系、蓝衣社等，实为其有力之支柱……承仕无官守无言责，似可洁身而退，然同舟有及溺之患，圣门无大隐之人，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如谓爱国有罪，则斧钺诚无所逃，闻者足戒，则刍荛或有可采。

吴承仕此信，并不慷慨激昂，也不露锐利锋芒，但于雍容、自信之襟怀间，有一股凛然正气。恰与杨立奎之泼妇骂街式的苍白滑稽之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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