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8/29)
作品:《民国清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别的。
创造社却把闻一多视为“同道”,甚至其成员。但闻一多却不想加入创造社。他很欣赏郭沫若的文学天赋,也肯定创造社田汉等人的文学成绩,但郭沫若与创造社无端地对文学研究会发动没有道理的批判,闻一多是绝不苟同的。故闻一多与郭沫若、创造社虽保持文学上的联系,并未引为志同道合的友朋。闻一多回国后,更多地与徐志摩和新月社有密切联系,与创造社没有直接联系。
闻一多与徐志摩甫一相见,即有好感。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回到北京,在谋职时,与徐志摩“相见如故”,从此过从甚密。他频繁而有兴味地出席由徐志摩召集的聚餐会、茶话会、讨论会。8月9日,他参加新月社的茶话会,徐志摩、汤尔和、林长民等出席。两天后,他又参加了徐志摩组织的午餐会。参加者有胡适、丁西林、萧友梅、陈通伯、张仲述等各界名流。实际上,闻一多已走进北京由著名学者、作家等组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交圈。
还是在徐志摩的鼎力帮助下,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谋得编辑职务。闻一多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写这一谋职过程,见于闻一多8月11日参加完徐志摩午餐会后致闻家聪的信(《闻一多全集》)。
徐志摩问:“谋到饭碗否?”
闻一多答:“没有。可否替我想想法子?”
两人谈到了“晨副”,徐志摩就说:“一多,你来办罢!”
后来,闻一多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担任了教务长,又借助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创办了《诗镌》。在这一阵地上,闻一多提倡新格律运动,已与郭沫若的《女神》诗风渐行渐远。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徐志摩等作家纷纷离京到沪。原计划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由徐志摩和闻一多共同主编。但令人意外的是,闻一多1928年到武汉参与创办武汉大学。《新月》由徐志摩独撑门面,他又于1931年创办《诗刊》。闻一多刚由武汉大学转到青岛大学任教,即收到徐志摩的约稿信件。在徐志摩的催促下,闻一多创作了长诗《奇迹》,寄给徐志摩。见到《奇迹》,兴奋至极的徐志摩在《诗刊·序》中说:
我要说的奇迹,是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
徐志摩不幸在当年11月19日,因所乘飞机在济南上空坠落而遇难。闻一多闻之,似乎淡然。徐志摩在北京和青岛的朋友,闻讯纷纷到济南坠机处,去吊祭徐志摩。闻一多并未前往,为友人洒一掬悲泪。甚至,他连一篇纪念徐志摩的文章都没写。这自然为世人所不解。后来,在《闻一多年谱长编》中透露出一点端倪。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曾问老师闻一多,何故不写文纪念徐志摩?闻一多反问:“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闻一多的回答,显然言不由衷。浪漫的故事,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与方令孺也发生过。实际上,闻一多从1928年始,与新月社、徐志摩在精神思想、艺术旨趣上发生巨大分歧,他不到上海参与《新月》杂志工作,转而到武汉大学,即已表示与新月社、徐志摩分道扬镳。
1926年4月至1926年6月,闻一多主编的《诗镌》仅出十期。闻一多在《诗镌》努力提倡新诗形式中以音节的美配合形式美、文字美的新格律诗“三美”理论,对探索新诗继承传统和形式的多样化,是有益的。该年4月15日,闻一多致信梁实秋说:
《诗镌》同人之音节已渐上轨道,实独异于凡子,此不可讳言者也。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实秋得毋谓我夸乎?
自视自己是新诗理论和创作的领袖,并将《诗镌》的历史地位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等相提并论,就过于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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