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5/29)

作品:《民国清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同年,创造社诞于日本东京,由清一色的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结成。一开始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又提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后来又倡导“革命文学”。其文学主张,自相矛盾。社刊先后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十余种。

作为文学研究会骨干的朱自清,能公允地评价创造社的老大郭沫若,其不囿于流派意识的品格,为文坛所称道。

朱自清在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是这样评价郭沫若新诗的:

他主张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且不说朱自清此诗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比如“中国缺乏冥想诗”,“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就说错了,诗经、楚辞、唐诗里,冥想诗多得很,庄子、李白诸公从来都是情景交融,哪里“只当背景用”?庄子、楚辞不是多有“探索人生根本问题”的名篇吗?“看自然作神,作朋友”,更轮不上“郭氏诗是第一回”了。屈原的《离骚》融人、神、自然于一体,构成一幅异常雄奇壮丽完整的图画,象征诗人高洁的品德,早“郭氏”几千年。朱自清论郭沫若新诗时,对中国诗传统采取虚无主义,论郭沫若就失去根基了。

请注意,朱自清在称赞郭沫若的诗的特点之后,特意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读到此,我们应该清楚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新诗并不只是赞誉。

直到朱自清晚年,在他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中,对所编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诗解读道:“他的诗有两个新的主题,就是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由于前者,他把大自然看作神,看作朋友。由于后者,他要做个‘地之子’,地球的儿子。”重复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观点,反倒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表达了钦佩之情,尽管朱自清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但这证明朱自清开始走近马克思主义。

郭沫若的文字最早提到朱自清,是1922年7月,比朱自清日记中提到郭沫若早两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在上海的由马霍路迁到民厚南里的泰东书局编辑所,他经常与张闻天、汪馥泉等作家晤面。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也来过一两次,他完全像一位乡先生,从他的手里能写出一些清新的诗,我觉得有些诧异。他那右侧的颅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秃了发的疮痕,可更助长了他的乡先生的风味。

“清新”二字,是他对朱自清诗的评价,看不出他多么欣赏朱自清。

他们二人分别代表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革命作家和淡泊处世、严谨治学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郭二人不是战友,也不是朋友。在知识分子纷争激烈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能出于公心,研究和评价郭沫若的新诗和文史研究,是当时学院派学者的科学态度。后来朱自清还与吴晗、郭沫若等人合作,编辑出版了《闻一多全集》。更证明朱自清与逝者闻一多的深厚友谊,以及他的虚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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