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革命作家郭沫若偏偏受到学院派文士朱自清教授的高度赞誉。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中，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让文坛愕然。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第二章第七、第九两部分，都讲到了郭沫若。特别是在最后一部分中，重点介绍了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

革命文学=（时代精神） 文学=（革命）

“革命文学”口号酝酿于1923年，由**人邓中夏等人首先提出，1926年郭沫若与蒋光慈等人重新提出。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根本不是郭沫若们的发明。在政治上，他们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而文学观念上，则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郭沫若们正是持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政治=文学”的错误观念，首先拿五四时期资深的作家如鲁迅、胡适、茅盾等人开刀祭旗，对他们进行“总的清算”。

朱自清介绍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革命文学=（时代精神） 文学=（革命）”时，未加以批判，这与朱自清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院派的思想局限有关。比起在北平任教的朱自清对郭沫若诗歌的推崇，沈从文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所开的以新诗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学课中，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就相对客观。

1930年下半年，沈从文的讲义改名为“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以线装发行。沈从文将此书寄给远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并在《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中说：

我那个讲义（《新文学研究》）或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些。

沈从文在讲义中，讨论了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焦菊隐、刘半农、朱湘六位新诗诗人的诗作，没有提及“新诗祖宗”胡适，也没把写“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之《女神》的郭沫若列位其中。

胡适对新诗的“尝试”，在诗体解放方面开风气之先；郭沫若的新诗充满“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女神之再生》）。但是，在新诗的意象、境界、神韵方面却未见像样的成果。

沈从文在讲义中，提到郭沫若，肯定了他“以更豪放的声音，唱出力的英雄的调子，以非常速度占领过国内青年的心上的空间”，同时还说，“用年青人的感情，采用虽古典而实通俗的词藻与韵律，以略带夸张的兴奋调子写他的诗，由于易于领会，在读者中便发生了无量的兴味”（《论刘半农的〈扬鞭集〉》）。

沈从文对郭沫若的诗评，虽三言两语，却剀切中理。沈从文从郭沫若新诗的思想内涵分析其诗的特点，这也完全符合郭沫若“政治=文学”的文艺观。但有人就不高兴了，批评沈从文在评价郭沫若的新诗时，“更多流露出的是批评”，还说“沈从文推崇含蓄蕴藉，因此不满于郭沫若的夸张、不节制”，故怀疑沈从文所说的“公平”。

文信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评论家的直笔，是正气的体现。以朱自清推崇郭沫若，便不准别人指点郭沫若，有些没道理，拉出正直、老实、干净的朱自清做挡箭牌，则更有些可笑。

朱自清是个传统文人，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人生的低调，常常是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他有《盛年自怀》一诗：

前尘项背遥难忘，当世权衡苦太苛。

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大潮中，各自寻觅出路，都在“蹉磨”中努力奋斗着。在一路选择和实践中，总会找到志同道合者，然后相知相惜。在教育、文学、出版领域的耕耘中，朱自清以其个性和文化人格，找到叶绍钧、丰子恺、刘半农、闻一多、俞平伯和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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